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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众性看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
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齐晓飞

从根本上来说,宗教问题关键是个群众问题。这是因为,宗教源远流长,传播广泛,信仰者人数众多。因此,只有深入把握宗教问题的群众性,才能正确对待信教群众,才能科学认识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

  一

  建国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我国社会和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宗教政策,宗教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宗教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
  但无庸讳言,由于我们的一些同志,对宗教的认识存有偏差,总是把宗教看成是消极的力量。因此,党的正确的宗教政策,在一些时期、一些方面和一些地方,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我认为,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主要是因为,这些同志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所持批判态度的影响,没有去深入把握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对信教群众缺乏正确的社会政治定位认识,也就不能科学认识宗教所包容的积极因素。这些同志的思维定式趋于保守,缺乏创新精神。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创立之前,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特别是德国的古典哲学家们,为了反对封建神权对人性的禁锢,对宗教多有批判。其中,以费尔巴哈的批判最为有力,费尔巴哈以人为本,一针见血地指出:上帝是人把自己的本质自我异化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并超越了前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马、恩看来,“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何谓“颠倒了的世界”?当然主要是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马、恩认为,剥削阶级利用宗教维护着这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劳苦群众在这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中,遭受着现实的苦难,但又宿命而安于苦难不去同命运抗争……马、恩之所以能超越前人获得科学的结论,也正是因为他们对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特别是对宗教问题所具有的群众性,作出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诞生时的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遗风尚存、影响仍巨,宗教和神学依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着人们的头脑;基督教教会势力仍很强大地存在着,继续维护着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无疑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阻碍。《共产党宣言》开篇即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不对宗教作彻底的批判,就不能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开辟道路、准备条件、创造前提。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因此,马、恩不仅充分肯定前人对宗教的批判,自身也对宗教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彻底的批判;他们在宣告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同时,也宣告了同一切宗教的彻底决裂。很显然,马、恩的全部关切、同情、愤怒,都是着眼于要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劳苦群众获得彻底的解放。
 
  二
  
  1949年解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我国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政治面貌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天主教、基督教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废除了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我国的五大宗教成立的全国性、地方性爱国团体和组织,发挥着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广大信教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建设者的作用。许多宗教上层人士走进了各级人大和政协,以主人翁的身份,发挥着参政议政的作用。总之,面貌一新的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已不再是什么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群众的工具了。
  本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观察宗教问题应该有新的视角。可我们的一些同志,却没有与时俱进地调整自己的认识,而是仍将老祖宗在一百多年前所说的话,当作是可以普遍套用的绝对真理,固守不变。马、恩对宗教少有肯定性的评价,倒是讲过许多生动形象的、但是是否定的话,诸如“锁链”、“颠倒的世界意识”、“人使自我空虚的行为”、“虚构的花朵”、“虚幻的太阳”等。这其中,我们的这些同志尤其是对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名言,作了不分时间、地点的教条式解读。这句名言绝不仅只是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它被列宁称为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这些同志就是站在这个“基石”之上,去认识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的。
  由此一来,这些同志自觉不自觉地,实际上总是习惯于先从哲学的、形而上的立场出发,就宗教而言宗教,往往看不到、或者说是不能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与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结果是“见教不见人”,或者是“先看教再看人”。所以,他们首先得到的认识,自然只会是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差异和对立,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对有神论的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这往往使得他们,在还没有深入认识宗教问题之关键――信教群众的问题的时候,头脑中就早已有了关于是非的成见。这种成见,反过来又影响了他们,使他们总是把信教群众,看成是有着落后思想观念的人;把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视为是封建迷信。这种认识宗教社会历史作用的方法,并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客气地说,是有本末倒置之嫌的。

  三

  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宗教属于意识形态,信教群众是宗教信仰的主体。马克思早就讲过,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这就是说,信教的群众是第一性的,他们所信仰的宗教是第二性的。信教群众的经济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直接影响着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的社会作用。宗教的社会作用,主要是通过信仰它的人来发挥的。因此,看宗教问题,应该先看人,再看教。换言之,首先要认清信教者充当的是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了解他们的经济的、政治的根本利益所在,才能看清楚宗教通过信教者,可能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历史作用。
  信教者既是特殊的群体,也是普通的群众。所以,对信教者究竟充当着什么样的社会角色的认识,还有一个是先从其社会角色的普通人的一面到特殊信仰者的一面,还是先从其社会角色的特殊信仰者的一面到普通人的一面的区别。过去,我们的一些同志,一提到信教者,往往首先看到的是他们的特殊信仰者的一面。先看到特殊性,也就容易先把他们划为“另类”,然后才由此出发谈别的。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强调信教群众同我们一样,也是普通的建设者。他指出:“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群众有一亿多,他们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包括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利益。”“正确处理党同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关系,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在广大信教群众中的凝聚力、吸引力,把他们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这里,江泽民正是着眼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着眼于履行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和执政为民的要求,肯定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亿多信教群众跨民族、跨区域、跨行业、跨阶层而存在着,他们首先是投身于改革开放之中的工人、农民、科技工作者、企业家、医生……,其次才是宗教的信仰者。因此,他们不是别的什么力量,只能是建设我们事业的“积极力量”。他们与我们在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而在经济上、政治上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则是最重要的。信教群众不是“异己力量”,不是“另类”,而是“自己人”。党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时候,理所当然地也代表着他们的合法权益,包括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法权益。这其中,就包括要维护他们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权利。
  由上不难看出,江泽民正是深刻把握了宗教问题的群众性,“由人到教”,由信教群众的社会角色的普通人的一面到特殊信仰者的一面,才得出了如此重要的结论。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迄今为止对信教群众所作出的,最为明确、最为客观、最为科学和最为积极的社会政治定位认识。这种定位认识,标志着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成熟,为我们进一步科学认识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

  四

  既然对信教群众有了如此明确的社会政治定位认识,我们就不应该再把他们的信仰,简单地看成是愚昧落后的而去鄙视之,更不能轻率否定宗教可以在新时期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的事实。否则,我们的认识,在逻辑上是混乱的。
  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二重性,应该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其主导倾向是不同的,我们要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认识。我认为,一般而言,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的、特别是政教合一的社会里,当宗教成为为垂死的社会制度辩护的工具、教会成为抵制革命的反动势力的时候,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民大众的根本福祉而言,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就主要是消极的。而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的我国,有党对宗教的积极引导,又有政府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宗教应该能够越来越多地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即便是在我国的现实环境中,宗教也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诸如封建残余还很容易地利用宗教,四处作祟愚弄群众;社会变革而产生的各种矛盾也时不时地与宗教问题搅和在一起,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境外一些组织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企图对我西化、分化;特别是,民族分裂势力与宗教极端主义相勾结,干着分裂祖国的勾当……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此就认为保守地、消极地对待宗教是理所应当的。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为抑制宗教的消极因素、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创造了条件。”可见,我们今天对待我国宗教的看法和态度,应该积极一些才是。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宗教看成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宗教的政治作用,而对宗教在文化领域的其他作用,则很少涉及。事实上,宗教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体系,既可对政治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在保存、培育、包容诸文化因素方面,起积极的作用。我们党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就要讲文化的历史性、民族性和包容性。先进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产生的,是从历史中走来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新视角,江泽民客观分析了我国宗教中具体所包容着的文化积极因素。他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与我国文化的发展相互交融,吸取了我国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哲学、医学当中的不少优秀成分,可以研究和发掘其中的精华。宗教道德中的弃恶扬善等内容,对鼓励广大信教群众追求良好的道德目标有积极的作用。宗教通过对信教群众的心理慰藉,对稳定信教群众的情绪、调节信教群众的心理也有积极的作用。”江泽民为我们正确认识我国宗教的积极因素,引导宗教充分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历史地破了题。我们要结合宗教工作的实际,认真学习领会江泽民的讲话精神,消除认识上的偏差,更全面地贯彻落实好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转自《中国宗教》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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